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風險確實存在。這一點，各方都不懷疑。
風險有多大？央行的說法是總量在10萬億以上但不超過14萬億。究竟有多少存在風險，目前還不得而知，普遍的說法是2至3萬億。
既然風險存在，那么化解的辦法有哪些呢？
首先要控制增量。
今年4月銀監會下發了《中國銀監會關于切實做好2011年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風險監管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34號文”)。業界將其視為“重啟”并規范地方融資平臺公司的信號。
文中明確，健全“名單制”管理系統，在總行及分支機構層面分別建立平臺類客戶和整改為一般公司類客戶的“名單制”信息管理系統；另一方面，更加嚴格了信貸的準入條件。對于去年6月30日已經簽訂合同但目前沒有完成全部放款過程的平臺貸款，除了要滿足國家各產業政策外，必須要滿足平臺公司財務狀況健全、資產負債率不得高于80%等條件，才能繼續放款。
34號文在增量控制上下足了功夫。
其次要完善現有監管模式。
如何頂住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這一波的風險，各地都急需對策。央行也對此進行了探討，并特別列舉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運作與監管三種樣本模式——“上海模式”、“昆明模式”、“重慶模式”。
上海是最早成立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的省(市)之一，在早期的發展中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上海的基建規劃和投融資方向采取“三統一”的管理模式，即由發改委、財政局、銀行三方共同協商制定，上海推進籌資多元化的同時，合理控制負債水平，根據行業性質制定差異化投融資機制，不斷提高融資管理的效率，強化對投融資風險的系統性控制。
昆明率先開創政府債務信息披露機制、推動債務清理并制定償還計劃，形成統一的債務保全方案，實現了各市級投融資平臺公司項目產生的現金流能夠全部覆蓋其自身貸款本息。
“重慶模式”中以渝富公司為投資主體，通過八大建設性投資集團投向具體項目，形成了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社會參與的多元化投資格局，以盤活存量資金，吸引增量資金。
專家稱，很多地方融資平臺的操作確實需要規范。整個操作模式還是需要進一步優化，重慶模式需要完善，而昆明和上海模式中也有很多值得借鑒，比方說上海模式對風控的強化，以及昆明模式中對信息披露的重視。
如此說來，將這三個模式的積極因素有效嫁接也是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
第三就是要創新。比如引入市政債。
長遠來看，地方融資的困局系統性解決依然繞不開，在多種模式之中，市政債的思路最為普遍。
專家稱，市政債是項目導向型的，它是一個項目歸一個項目，還債模式則是通過財政來還本付息，由于它是面向公共產品的服務，能得到老百姓的擁護。因此，它不是竭澤而漁的方式，而是一種涵養水源的模式。
不過市政債的推廣需要先修改《預算法》和《擔保法》，同時完善市場交易的基礎設施也十分必要，市政債需要一個公平、透明的交易平臺。
央行行長周小川也認可市政債。他在今年4月份曾提出，市政債和財產稅搭配，可以有效地解決城鎮化建設的成本約束問題，也可以防范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風險。目前，我國已經非常臨近這種做法，中央財政已經代替地方政府發債，而且關于市政債的討論正在進行之中。如果市政債和財產稅真的能成行，可以解決未來地方融資平臺風險問題。
“要認真研究論證地方政府發行市政債券的籌資方式，改變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以銀行貸款為主的融資格局。”央行最近在《2010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中提出了市政債的設想。若能盡快實行，則將最大限度地降低地方政府融資風險。
（來源：證券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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